多位大学校长探讨协同创新:高校须拿出勇气
发布日期:2012-10-17
“协同创新,就是相同或相似的单元之间通过合作,产生相互作用关系和共振放大效益,形成高效有序的创新机制。”不久前,在浙江大学开幕的“2012年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对“协同创新”的解读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同。
 
在近两年,“协同创新”一词对于高校而言,显然并不陌生,随着对创新重要意义的逐渐认识,这个词汇便成为众多学校追求的重要发展道路,然而,这条道路怎么走,却并不向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在此次以“面向2020的协同创新道路”为主题的会议上,与会的C9(中国大学9校联盟)大学校长和书记在会上分别阐述了对“协同创新”的理解和认识,希望借此次会议探讨解决的路径。
 
中国发展的自然趋势
 
虽然“协同创新”一次被大多数人熟知还是近两年的事,但事实上,围绕着高校创新的探索之路却早已开始。
 
据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介绍,我国的现代大学初创于19世纪,并在教学和科研上学习欧美体系。但在解放后,中央政府考虑到原有的培养模式难以支撑百废待兴的建设局面,决定学习苏联,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尤其是把院校按工科、农林、师范类等领域加以划分。
 
“通过调整,国内高校的科研、教学的功能分工更加精细了,但同时也带来条块分割的一些问题,使得教育功能专门化,同时也削弱了大学的文化教育功能。”张杰说,虽然在改革开放后,通过合并促进了综合性大学的建设,但目前的科研体系与大学体系依然存在前30年中产生的现象和问题。
 
“最重要的依然是条块分割的问题,不同的科研部门,尤其是工业和国防科研部门更多关注本领域的需求;一些利益集团的形成导致了技术壁垒的出现,给科研创新造成很多困难。同时,部门与部门、部门与大学间在功能方面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定位重叠、混乱的问题。”张杰说,在一个大科学时代,需要多学科的协同,协同创新是中国发展的自然趋势使然,也是历史赋予的重任。
 
对于“协同创新”的重要性,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也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解,他表示,目前国内高校的创新活动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科研自主自立相比,有着很大不同,前者是围绕一个特定的课题,以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为核心动力。但如今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已经融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和不同领域。“今天的大学创新不能完全复制当年的自主创新模式,这就呼唤着协同创新模式的出现。但体制机制如何适应当前的新模式,却是我们必须要加以解决和重视的。”郑南宁说。
 
协同创新须高校拿出勇气
 
事实上,自协同创新的概念提出至今,机制体制的问题始终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话题,此次会议上也不例外。
 
在发言中,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强调,协同创新首先就是要准确把握体制机制改革这个核心要求,而突破制约创新能力提升的体制机制瓶颈也是此次改革的一大重点。
 
“高校要真正开展协同创新,就必须拿出足够的勇气和魄力,推进涉及多方面的协同性的综合改革。”在杜玉波看来,这些改革包括组织管理、人事制度、人才培养、人员考评、科研模式、资源配置方式、国际合作以及创新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同时还要勇于突破高校内外部的体制机制壁垒,同时释放人才、资源等创新要素的活力。
 
这样的改革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志文看来,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高校是否有勇气为协同创新造就一套相对独立的制度体系。
 
朱志文表示,协同创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简单组合,而是要求系统内各要素和子系统之间相互配合,从而集成大大超越原有功能总和的新功能。但要发挥这种功效,就必须提供全新的组织形态结构,尤其是有利的体制机制来做保证。
 
“如果说协同创新中心是以重大攻关项目相结合,以协同为基础的创新平台,那么按照协同创新要求,就必须使这样的平台能够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形成能保证实质性协同的特区平台。”朱志文说,这套体系首先要确保协同创新中心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同时还要保证建立相对独立的组织体系,从而淡化各主体彼此间原有单位,使中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谋划和运作;另外,该体系要保证资源投入的共享,构建运行高效、权责利一致的资源配置管理体系,并建立一套独立的、强有力的导向作用评价体系。“这样的制度模式或许并不好建立,但要实现目标,我们必须就此作出努力。”
 
不应忘记人才培养
 
一提到协同创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科研,便是成果转化。但对于高校而言,有一项使命是必须贯穿到任何一项工作之中的,协同创新也不能例外,这就是育人。
 
“一所大学的首要工作便是育人,协同创新计划不仅仅是搞科研,更要追求对未来人才的培养。在这方面,我们的国外同行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在发言中,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介绍说,目前,仅在美国大学中,每年就有900位教授、1500位研究生和300名本科生参与企校合作研究中心计划;在日本,一些大学的网络医学创新基地,是对博士生的优秀研究计划给予经费支持,而一些学校的脑信息中心则允许博士生每半年更换一个研究室。“他们的这些做法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在设计协同创新计划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对学生的培养,要考虑教学?”
 
事实上,在协同创新的模式下,一些人才培养中出现的问题其实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
 
“众所周知,在过去我们的教学过程中,专业色彩是比较浓厚的,这容易导致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创新能力不足。”在发言中,清华大学副校长康克军表示,在协同创新的模式下,不同学科间的交流要更加顺畅,学科融合也更加频繁,这显然有利于推动人才培养从单一的专业化向多样化、系统化方面发展,促进多层次、复合型的创新人才的成长。显然在这方面,我们能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 协同创新的“释”与“惑”
 
2006年,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当时还在担任教育部学位办主任的工作。那时他曾写过一篇题为《研究生教育的协同式创新》的文章。当时的他也许没有想到,几年后的今天,“协同创新”一词已经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彼时,杨卫笔下的“协同式创新”与如今的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当时我只是讲到研究生教育的三方面:导师、学生和学校培养环境,这三者是协同的,也是三赢的,但那时的我没有考虑其他方式的协同。”杨卫表示,现在提的“协同创新”的观念是更为宽广、更为深刻的,其中有些问题得到了深化,但还有很多问题依然存在困惑。
 
协同创新更须输出人才
 
在杨卫看来,目前的协同模式可以大体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军队打仗式的一体化模式,即所谓联合作战或协同作战。这种模式需要一个相当于“三军参谋长”的角色对联盟成员进行指挥,从而大大提高其联盟成员的“战斗力”。
 
第二种属于双赢式。比如一些高校与地方组成的合作机构。在这种机构中,创新所涉及的所有要素都被组合起来。一般而言,他们不进行一体化,但是各个元素组合在一起时,还是能够实现一种协同。
 
第三种则是联盟式,比如C9联盟。杨卫表示,这种模式会有不同的协同形式,需要把握不同的协同创新内涵。联盟模式没有“三军参谋长”的指挥,而应该是开放和互联的。“这种模式下的协同创新中,研究型大学应该起主导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实现塑造知识和人才的双重目的。”
 
杨卫表示,大学应该是以自由探索与协同创新并重,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更高的投入产出比。“这种产出不仅仅是知识、技术和科学,还应该人才。甚至可以说,其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协同创新的过程,要达到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协同创新计划和今年初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之间应该是互动的。”杨卫说。
 
协同是手段还是目的
 
不久前,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参加了一次会议。会议间隙,他和几位一同参会的高校老师闲聊了起来,其中,一位老师的话引起了他的思考。
 
“我们讨论的内容便是关于协同创新的。一位老师直言,协同和创新并不是目标,不好去衡量。现在想想,这话其实有一定道理,在协同创新方面,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杨卫说,以“985工程”为例,该工程提出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有一定参照系的,这是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但协同创新呢,目标是什么不太清楚;协同究竟只是手段还是既为手段也为目标?好像没有太想清楚;最后,创新如何度量,是以知识或者创新增量度量还是以总量度量,没有度量的话将来如何评定协同创新的项目?这一问题似乎也没有搞清楚。
 
此外,协同创新究竟该“先验”还是“后验”,同样也是未知。杨卫表示,目前相关部门的做法是学校先行实践,最终凭借实践成果,给予表彰或划拨资金。但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及相关部门通过现行考察,如果先前规划较为合理完善,便可给予支持。两者孰好孰坏?而在评审方面,究竟是该有一个标准的模板,还是只要评审专家说你好就可以。这些问题都需要做认真思考。
 
(本版文章均为本报记者陈彬 通讯员潘怡蒙采访报道)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体制文化须相互结合
 
“中国到2020年要初步建成创新型国家,到2050年要成为一个科技强国。在这样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当前开放的协同创新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内涵,也是建设科技强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在发言中,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表示,在协同创新的推进过程中,我们既需要加快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提高大学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推动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同时也需要重视创新文化的培育,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得以认识世界为主的知识发现与以改造世界为主的技术创新相得益彰。因为我们觉得大学它更重要的任务是在于发现新的知识,进而来推动改造世界的技术创新。”
 
郑南宁表示,当前我国的协同创新工作是在国家的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以计划模式为主建立科技创新的体制。然而在一个计划的框架下,我们很容易缺乏市场推动技术创新的机制和创新文化的认同。“比如目前市场上流行的风险投资或私人资本,这些资本还很少进入技术创新的市场。而在相关方面,我们在体制和政策方面都还有很多不适应、不完善之处。这就产生了人们对当前创新文化的认同感,而我们需要对此加以培育,并以其弥补政策方面的某些不足。
 
而在机制体制方面,郑南宁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与几十年前有很大不同,这要求我们在体制方面也要做到与时俱进。“当我们回顾‘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以及20世纪的后半叶启动的载人航天工程时,我们可以将其模式总结为‘以较少的投入,在较短的时间围绕某个特定课题,会聚了国内最优秀的创新资源,同时强调以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工作动力’。这种模式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但在如今的大学协同创新中,我们不能完全复制当年的这种模式。”郑南宁表示,在当今的开放世界,特别是当市场经济已经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不同领域后,体制机制如何适应当前的协同创新,实际上是协同创新中间我们必须加以解决和重视的。
 
郑南宁表示,当一种研究的模式成为强势的时候,大学还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大学毕竟是一个学术自由的场所,同时还有学术生态、学术的多样性。“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轰轰烈烈地进行协同创新这一运动模式的科研体制改革之时,还必须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因为大学有它的学术生态,大学要强调学术自由,也要保护学术的多样性。”郑南宁说,最近西安交通大学已经在重新审视其学科建设,以确保在推动协同创新的同时,不忘记知识发现所需要的其他的自由探索。
 
“总之,文化强则民族兴,创新强则国家兴,好的创新文化是实现好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基础,而好的体制机制才能使创新能力迸发出更大的能量。”郑南宁表示,我们在讨论协同创新的时候,一要清醒认识到大学学科的多样性和它的学术自由,同时也要着重把体制机制搞好。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协同创新顶天立地、脚踏实地地取得成果。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国外高校的实践与启示
 
近期,南京大学正在策划筹建自己的协同创新中心。在这个过程中,该校校长陈骏和他的同事一起研究了很多国外类似的协同创新计划。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感到在协同创新方面,国外同行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很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也引发了陈骏的一番思考。
 
经验:五等级划定
 
评审结构
 
在陈骏看来,国外同行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他们重视对青年学者的培养和支持。“这里所说的青年学者包括副教授、讲师、博士后等。”陈骏说,在国外,很多协同创新计划的研究机构都要制定一个培养青年教师的研究方案。
 
以德国为例,德国的合作研究机构特别强调对年轻学者早期实验的支持,通过提供独立的自主研究的机会,保证他们可以享受先进的仪器,使他们在管理系统发挥作用,以此培养其组织和管理能力。“我想这些方面要着眼于未来,我们这个中心不能仅仅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问题,可能还得要考虑我们的未来。”陈骏说。
 
其次,极其重视交叉学科和先进学科。在2002年,日本启动了“21世纪COE计划”。在第一期成立的247个COE基地项目中心中,得到支持最多的领域便是交叉新兴学科。其无论是设立的中心数还是支持的经费数,在所有的领域中都是最高的,约占了总投资数的1/4左右。“中心的设立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这些中心研究的主题把学术研究和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跨度广,涉及到多个领域,特别强调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科的交叉。”
 
第三,国外机构十分重视建立严格规范的评审机制,这个评审机制是第三方评价。“依然以COE计划为例,该计划的每个项目都要经历立项两年后的中期评审和五年后的最后评审。”陈骏介绍说,以中期评审为例,该评审共分5个等级,第一等级表示计划没有问题,继续再做三年完全可以达到目标;第二等级表示目标完全可以达到,但要作适当修改;第三等级表示计划要作稍许调整,专家委员会也会给予一定建议;第四等级表示原有计划必须大改;第五等级是不可能实现目标,必须停止。“这种评审非常清晰,看起来简单但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陈骏说,我们的评审非常模糊。
 
思考:人才培养不能只顾眼前
 
作为“211工程”、“985工程”以后又一项宏伟计划。“2011计划”自实施以来,很多高校都积极筹备,同时也在考虑怎样做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2011计划’的意义自不必说。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更加要将其做好。但对比国外,我们在筹建过程中依然感觉问题还有很多。”在发言中,陈骏如是说。
 
在他看来,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队伍建设,特别是带头人。“在这项计划中,领军人物的号召力很重要,但目前好像这一角色非院士莫属,好像只有院士才有这种号召力,这种状况是否正常,值得我们考虑。”
 
第二个问题便是人才培养问题。陈骏坦言,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很多高校只注重眼前,对人才培养的考虑不多。“其实我们的中心不是几年、十几年的事情,而需要一个长期的计划,必须要考虑我们国家的未来。所以人才培养、研究生的培养、本科生的培养怎么跟协同创新结合起来,这个问题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都要考虑。”陈骏说。
 
在评价机制方面,陈骏表示,相关部门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够。“我觉得‘2011计划’和‘211工程’、‘985工程’最大的区别就在于,‘2011计划’第一次实行了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协同,跨校的合作、跨校的交流、跨校的交叉。”陈骏表示,过去高校的科研合作多为校内交叉,在跨校交叉方面,原有的经验并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当经验不足时,我们更需要通过制定严谨的评价机制,确保创新计划的顺利开展,这方面我们是否准备好了,这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侯建国:协同创新须避免同质化
 
在实施“2011计划”之前,国内高校中已经以政府主导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等一系列计划。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侯建国看来,这些计划一方面促进了高校大跨越式发展,但也使得大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模式趋同化,而“2011计划”需要在这方面加以避免。
 
“我觉得‘2011计划’和‘211工程’、‘985工程’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教育部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文件说什么叫‘2011计划’。在不限高校、不限形式、参与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考虑如何进一步凸显各个大学的特色。”侯建国说。
 
在他看来,协同创新不等于科研合作,因为大学和大学之间的合作,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之间的合作,其目标、任务是一样的,所做的事情也是一样的,这样的合作要达到长久,就应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非你我不分,但如何才能发挥协同优势,这需要大学之间认真考虑彼此的优势、特色在哪里,并在合作中努力确保各自优势、特色的最大化发挥,而非特色同质化。
 
与之类似的还有大学和研究机构、企业之间的合作。侯建国表示,在这类合作中,大学也要注意不去做研究机构和企业的事情。“从自由探索到企业产品的研发是一个很长的链条,大学的价值导向和企业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过于强调大学在科技成果开发,甚至办公司方面的作用,结果反而适得其反,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教训。”
 
侯建国强调,在科研成果的应用方面,大学的“腿”不宜伸得太长,否则会影响大学的价值导向,甚至影响大学育人的核心工作。“理想情况是大学、企业相互合作,各负其责、各得其所,真正形成一个满足从基础探索研究到产品研发创新的新链条。”
 
在这个过程中,基础研究和产品、市场之间,通常被认为存在一个转移、转化的障碍,这种障碍常被称为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的“死亡之谷”,如何跨越“死亡之谷”也是很多人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难题。
 
对此,侯建国表示跨越“死亡之谷”不是让大学直接去开发市场、开发产品,而是应该有一个很好的通道和链条。“中科大过去是以基础研究而见长的,但由于安徽省已经将科技创新作为城市建设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也准备成立一个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以体制机制为突破口,作为学校主体教学科研的外延,促进基础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侯建国表示,一项技术只有通过与市场的对接、融合,才能切实推进产业进步。在这方面,除了政府的支持、机制的协同创新外,也需要学校本身作更多努力。